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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从艺术史的角度重新分析了以「归顺者」的身份而为人所知的胶州文人法若真（1613–1696）在清朝初年的文化景观构建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透过对法若真的研究，本论文对传统学术研究只重视「国家」在遗民画家记忆书写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研究取径提出了质疑。相反，本论文将关注点聚焦于清初政治光谱两极的「遗民」与「归顺者」共同转向描绘地方景观的这一艺术史现象，强调地方景观在塑造个人与集体身份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清朝（1644–1911）建立后，纪念性的山水描绘成了艺术家笔下的重要主题。十七世纪六十年代，针对书写前明历史一事，满清政府将七十多人处以极刑。这一被称为「明史案」的残酷事件给「记忆」书写这一文人行为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感。本论文认为，法若真向纪念性山水描绘的回归是其应对朝代更替及文字狱所造成的创伤的一种策略。当那些受朝廷委派的大型艺术工程服务于庆祝国家大事、稳固满族统治的政治目标时，法若真的艺术实践则以提升家庭与地方记忆在绘画中的重要性和重建第一代被征服文人的集体身份为目标。惊人的是，以徐枋（1622–1694）为代表的那些历来被视作与归顺者不在同一道德层面的遗民画家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艺术策略。因此，本论文认为，纪念性的山水描绘实际上是清初画家们商榷第一代被征服文人的集体身份的一个场所。这些艺术作品为文人们构建超越政治与朝代疆界的文化延续性提供了一种媒介，并因此保证这一艺术形式在政权突变中依然能够保持持久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