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項

本論文探討十五至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兩種繪畫類型, 雅集圖與宦蹟圖（官員圖像自傳）, 如何作為文化與政治工具發揮作用。這些由高級宮廷官員委製的繪畫，超越了純粹的美學表達，成為在競爭激烈的明代官僚體系中建構與投射理想化身份的視覺策略。儘管這些畫作流傳甚廣，學界卻極少系統性地研究它們如何揭示中國歷史關鍵時期精英階層的自我呈現、政治網絡構建與道德哲學思想。

本研究主張，雅集圖與宦蹟圖在明代中期經歷了關鍵性轉型。在肖像畫領域，這兩類繪畫將當代人物提升至文化記憶與道德典範的層次。這些圖像再現使官員能夠建立持久的視覺遺產，其基礎不僅在於個人成就，更在於共同價值觀與精英群體的凝聚性。

本研究採用跨學科方法，結合視覺分析、社會史與思想史，闡明這些作品的三項基本功能：
一、描繪官僚網絡：雅集圖再現了高級官員憑藉地緣、學緣與官緣聯結的聚會。《杏園雅集圖》及其後繼之作，以視覺形式記錄了政治上有利的交往關係，強化了群體地位與相互認可。這些圖像實為權力名錄，往往附有題跋與尾章，進一步鞏固集團的正當性。
二、體現道德哲學：宦蹟圖反映了王陽明（1472–1529）提倡的「心學」之興起。官員運用這些自傳式圖像，將仕途呈現為道德修養的旅程，並借鑒《帝鑑圖說》等教化文本的敘事與圖像框架。此類繪畫非被動記錄，而是道德展演——在官僚體系面臨質疑的時代中對美德的積極宣揚。
三、形塑地域視覺文化：這兩類畫作的影響力超越明代中國。在朝鮮王朝，宦蹟圖影響了「平生圖」的發展，雅集圖則啟發「契會圖」的創作，兩者皆將中國模式融入朝鮮的儒家倫理與官方紀念體系。

透過將雅集圖與宦蹟圖置於道德權威、政治正當性與視覺自我形塑的宏大論述中檢視，本論文重新界定這些畫作為社會權力與記憶的能動載體。不僅為明代政治文化提出新詮釋，更凸顯其視覺策略在近代早期東亞的跨區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