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项

十四至十九世纪间，中国陶瓷的流通范围极为广阔：从伊斯法罕的瓷器商铺到东非海岸的斯瓦希里贸易城镇，从开普敦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到马尔代夫岛民的居所。在这一全球流通的背后，是一个正经历深刻变革的生产体系：五个世纪之间，中国陶瓷生产的重心逐步由浙江、江西的内陆窑场转向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的种类、制作方式与流向。学界对此一转变早有认识，但其空间维度从未被系统测量，它与海上贸易之间的关系未经量化，它对海外消费者实际所得的影响亦未经实证检验。

本论文通过整合分析三组相互独立的考古资料以填补上述空白：中国南方六省737个地点的1,104处窑址、69艘沉船的陶瓷货物，以及印度洋世界19个国家267处考古遗址的陶瓷组合。三组资料均置于统一的年代框架与51类标准化陶瓷分类体系之下进行分析。论文运用时间不确定性分析（aoristic analysis），在窑址断代普遍不精确的情况下重建概率性的生产轨迹；两项新的空间分析显示，1300至1675年间在产窑址与最近海港的平均距离缩短了48%，而景德镇与福建的生产组织模式存在根本差异。沉船序列分析则识别出外销贸易的三次结构性断裂，分别发生于约1500、1567与1800年，每一次都伴随主导器类、产地与承运方的同步变化。

海外消费资料证实这些转变确实传导至海外市场，但也揭示出贯穿全文的关键不对称：景德镇产品在远洋遗址中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约1800年，比福建在窑址数量上超越景德镇的时间晚了约150年。换言之，窑址数量不能等同于市场份额。要理解为何一件精绘的景德镇青花盘被霍尔木兹的收藏者所得，而一件装饰简单的德化碗却流入斯瓦希里人家，必须超越器物本身，考察塑造其旅程的生产体系、贸易网络与市场结构。本论文首次完整重建了这一从窑场到消费者的全部轨迹。